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周一結束，從領導人的冗長講話中，大抵可以整理出北京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點—首先是促消費，透過合理的收入分配，提高人民的消費能力；其次是城鎮化，發展中小型城鎮，引入農村人口，拓展基層的消費力；其三是把經濟從第二產業、集中出口，轉型至發展第三產業，增加以服務型為主的經濟體系的比重。上述三項工作，都必須政府介入推動，甚至以政策傾斜的方式促成，而其中最關鍵的，是改善目前內地的收入分配，扭轉貧富兩極化的現象。
貧富懸殊是社會問題，處理失當更會演變成政治問題，但在經濟發展的範疇，財富過度集中意味着大部分勞工階層沒有足夠財力消費。如何達致國家促消費、擴內需的目標？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國務院提出要加快出台《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是中國政府決定從法規上入手，試圖以政府之力把財富再分配的一次嘗試；為了配合經濟工作會議的新思路，全國收入分配改革相信很快就會出台。
以下一系列數據，可以反映出內地收入分配嚴重失衡、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現實。從一九七八年到二○○六年，中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為百分之六點七，跟國家在這段期間高達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形成強烈對比，而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統計數字，中國目前佔總人口二成的最貧困人口，佔收入或消費的比率只得百分之四點七；佔總人口二成的最富裕群體，佔收入或消費的比率則高達百分之五十！近年因收入差距、城鄉差距、東西部地區人民收入差距過大等原因，令貧富不均現象更趨惡化。至於在很多國家用作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內地在八十年代錄得〇點二一至〇點二七（指數愈低代表貧富懸殊愈不嚴重），從二〇〇〇年開始，堅尼系數已超過〇點四的警戒線，有專家估計，現在已接近〇點五的偏高水平。而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以最高收入的二成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二成的人口平均收入比，美國是八點四倍、俄羅斯是四點五倍，中國則是十點七倍，比資本主義老大哥還要厲害。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世界上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但當時是「均貧」，國家的發展水平低，現在中國已接近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每年GDP達三十萬億元人民幣，但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卻持續擴大，意味着有大部分民眾無法享受到經濟高速發展的好處，試問以這種狀態，又如何鼓勵人民消費？
中國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是在一九八五年，當時國務院規定實行「企業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鈎」的收入分配制度，目的在打破大鍋飯式的平均主義，職工收入可以按企業表現調整，多勞多得，收入與業績掛鈎，藉此激勵工人和企業的積極性。十多年之後，這種工資掛鈎制度發生了質變—調查顯示，內地行業收入差距最高與最低比值逐年拉大，比例擴大至現在的十一比一，造成這種差距，主因之一是壟斷企業—主要是國有大型企業憑藉自己的獨特位置賺取巨額利潤，然後「回饋」管理層和職工，他們的工資待遇遠遠拋離在市場競爭中掙扎的民營企業；現在中國首五百強企業逾六成是國企，它的收益動輒過百億元，部分更超過美國的五百強巨企，但國企靠的是政府政策保護，而非管理和技術創新；借助特權優勢而賺厚利並「益自己人」，除了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也導致另類社會矛盾，不利國家的長期發展。
社會主義的「均富」曾經是平均主義和消磨生產積極性的負面名詞，但經過三十多年發展，中國大陸的「均富」已有另一層含意，就是打破國企壟斷、讓人民能夠分享改革和發展的好處；非如此，中國的促消費擴內需是很難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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