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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內地大小城市對外開放,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角色、功能已告瓦解。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戰教授,曾從政策和學術的角度,提出「香港學瑞士」,認為香港深化國際化之路,是一項發展良策。譬如說,很多國際組織都在歐美等地設立常駐機構,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但在亞洲地區卻相對少得多。"(7月22日信報社評,全文見下)
看後我上網找了些這位王戰教授的資料,才知道自己的論點並不新鮮,真是孤陋寡聞。當然,要說我論點的新鮮處,則是先前的提法只是學習瑞士的某些功能性優點,如王教授指的香港可學習瑞士發展成國際組織常駐機構集中地,而我提的是"香港可參考瑞士在歐洲中的角色以定位香港在中國,乃至大中華地區的地位。
信報財經新聞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61,000) |
2009-07-22 |
P02 | 要聞社評 | 社評 |
標示關鍵字 |
字數: 1309 wo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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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三次工作會議昨天在香港舉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會議前向媒體透露,「港深廣鐵路」港方總站,將設在西九文化區旁邊。當項目落成後,每十分鐘開出一班,四十八分鐘可抵達廣州,預期珠三角七千萬人口將與香港有更緊密的聯繫。這個「一小時都市圈」,成為一個引人入勝的發展藍圖。然而,有一點很清楚:若香港在融入珠三角的過程中,自我放棄「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最終只能「變身」成為一個與中國內地城市沒有區別的都會而已,屆時香港的價值在哪裏?
在這個「一小時都市圈」框架內,鼓吹者甚至將之描繪成香港人可在生活開支較低的中山或東莞居住,卻可每天回港工作。若真的出現這個情景,也不過是一些資源匱乏的人相繼遷住內地,以節約在港生活所涉的開支。姑勿論純以「資源」為準則衡量遷徙是否符合公義,但港人從內地到香港上班的費用,包括金錢(車資)和非金錢(時間和精力)的損耗,難道一概毋須考慮?這種局面所引發各式各樣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恐怕最終也會有違政府的良好意願和計劃。
香港的制度優勢是實行「一國兩制」,並具備國際視野和國際聯繫。這也是香港與內地城市至今仍有區別的重點。在中國實行開放改革前,甚至在一九七八年底中共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開放改革後一段時間,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角色,確實得嘗了不少甜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華南地區走私貨物情況嚴重,香港作為私貨交易的「中心」,據估計,每日走私貨額以億元計。但是,隨着內地嚴打「走私」,香港連這個「地下經濟」也告萎縮。可以說,當中國內地大小城市對外開放,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角色、功能已告瓦解。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戰教授,曾從政策和學術的角度,提出「香港學瑞士」,認為香港深化國際化之路,是一項發展良策。譬如說,很多國際組織都在歐美等地設立常駐機構,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但在亞洲地區卻相對少得多。
事實上,隨着亞太地區經濟的發展,一旦國際組織在這個區域設立常駐機關,而香港能夠把握機會,努力爭取到此等國際組織在港設置常駐機構,無疑是加強本身國際化「深度」的有效方法。王教授舉了一個例子:若亞洲開發銀行總部從馬尼拉遷到上海或東京,有些國家仍會提出反對。然而,若設在「中立性」較強的香港,則大家容易達成妥協。當香港利用「一國兩制」優勢,建立起國際化「深度」,其他內地城市便無法輕易取代。這種發展戰略思維,確具參考價值。
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香港決策者跟全世界的大企業家一樣,將發展目光放在中國,十分正常,而且方向也無異議。國務院近月通過的《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粵港經濟合作無疑更直接,但此舉也易於使香港特區政府的決策官員因急於求成,輕率地作出政策決定。如今連西九龍文化區的建設,也以珠三角七千萬人口為市場目標,究竟香港的西九文化區,能夠提供什麼「文化產品」,吸引珠三角的居民來港「消費」?很清楚,若香港確立不了本身的發展定位,找不出在中國整體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主動出擊」卻又胡亂融入珠三角,只會使香港的制度優勢愈來愈模糊,發展潛能缺乏新增活力,最終使長遠發展無以為繼,光芒淡化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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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王戰教授論點,可參考:
4 則留言:
「宇宙便器」係我最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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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學者/知識份子會是中立,沒有政治立場。能做到相對客觀,在大部份時間實事求是,已很了不起。我只敢說我"或較具"中立性,我當然有我的價值立場,由此延伸出一定的政治立場。我說什麼,以及我不說什麼"應該說的道理"就反映出我的立場。有時候,"不說的"反而更為關鍵。我有本錢說清高的話,是因為不太想說和做一些違心之事,看看官員和議員們,真替他們(包括你)辛苦。
我的確認為你在民生方面做得很好。開玩笑地說,你讓我重新認識"保長"和"甲長"的重要性和意義。人家漢高祖都是從亭長做出來的,多多加油。
[版主回覆08/03/2009 11:07:00]你過獎了。漢高祖起碼也有行政權,我身為區議員在香港現在的政制下,不過是耍耍嘴皮子的"被諮詢對象"而已。
其實我倒想問問在你眼中,到底敝黨和我本人有什麼"不太想說和做一些違心之事"?如果要為政治人物不說出全部真相乃至說謊勉強辯護,大要引述柏拉圖的noble lie 之說,只是,這個前提是執政者乃"哲人王"。拉遠了,不贅。
我向來認為公眾對從政者的批評比其他人要嚴苛,實為應有之義。借我尊敬的魯迅先生的話:中國人對人的評論向來是苛刻的。再引有一則未知真確與否的說法:毛澤東說他自己和魯迅懂中國,蔣介石只懂半個中國。
可惜大多數國人只淪為以個人好惡去評論公眾之事,借用早前我回覆網友的內容: 我相信亞理士多德的看法: 政治裡最重要的是prudence,這字比較難譯為中文,大意是明智慎重和成熟的判斷力;此外,政治涉及權力,而權力的本質,又有其"邪惡"的一面,故我又經常想起韋伯所指的:從政是與魔鬼鬥爭的事業。 這裡講的魔鬼,既指敵人,又指自己內心的權力和名譽慾望等。
政界外的人,尤以學界和宗教界人,對政界的批評往往指上述第二點而言:其實,那樣的內心魔鬼,哪裡不存在呢? 只是,政治乃眾人之事,大家的要求和批評更嚴苛,這不僅是應有之義,更是自由社會之所以自由的特徵。
從反面而言,從政者被視為救世主,或被視為高高在上不容被批評的社會和國家,往往是政治最不清明的地方。 ( http://hk.myblog.yahoo.com/our_wch/article?mid=4191 )
PS:在你面前拋書包,汗顏汗顏!
高鐵香港段其實是 無事生非 自亂陣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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