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依舊分離 官民繼續共謀

I wrote this essay for China Study Society of CUHK in May(I'm a former president). Tomorrow is the national day, maybe it's appropriate to share with you all. Sorry I can't translate it to English.

注：下文是半年前我趕寫給中大國是學會的文稿。明天是國慶，謹以此文聊以慶賀吧。（我以前寫的國慶網誌，見：http://hk.myblog.yahoo.com/our_wch/searchblog_art?p=%E5%9C%8B%E6%85%B6&my=1）

2009年是中國政治敏感年，在國際金融危機間接令中國經濟出現警號，失業率可能攀升，因而影響社會不安的背景下，似乎2009年的中國危機處處，動亂四伏。內地官方自年初起已對各項政治議題諱莫如深，三緘其口，境外傳媒更是報導得煞有介事，套用常見的財經評語：中國前景不明朗。 

我們先看為何2009年被稱為政治敏感年： 

3月：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出走50周年；

4月：法輪功包圍中南海10周年；

5月：五四運動90周年；

6月：六四事件20周年；

10月：建國60周年；

12月：澳門回歸10周年。 

以上諸多紀念周年中，最敏感的莫過於與領土完整密切相關的西藏問題，以及關乎中國政治改革的六四事件。由此引伸出來的意思是：中國將出現領土分裂和衝擊中央政府認受性的民主政治運動，威脅甚或動搖中央政府的統治，最嚴重的後果將是社會大動亂。但是，我們不禁要問：中國09年真的會如此發展？ 

我大膽判斷：因為人心思安，中央政府的統治將穩如泰山。2009年將會是政治氣氛稍緊，但政局和社會都保持平穩的一年。 

我的判斷基於這樣的分析：改革30年的中國與改革前30的政治經濟巨大落差，民心趨穩，意在保有所積儲的財富，謀求新的發展。任何政治動蕩必將引起國人「文革式政治鬥爭重臨」的恐怖想像和心理恐慌，絕非民心所欲；同理，社會大規模動亂也絕無法得到大部分人民的認同和支持，如有西藏似的分裂活動，更會激起新一波的民族主義浪潮，反過來鞏固中央政府的威信。 

相信會有不少讀者不同意上述分析，他們可以列舉諸多社會潛在危機的嚴重性(如民工潮、小規模農民動亂等)，也可控斥中共作為威權或專制統治的暴政(不自由不民主等政治原罪及貪污腐敗等已屬老生常談，不贅)，以及分陳民主運動新動向(如零八憲章和維權律師等)。我相信上述所列舉的同樣是實情，但目前來看，這類事件大多由來已久，我實在看不到在2009它們會因政治敏感年這團星星之火，形成漫燃草原的烈熖。 

我認為最關鍵的原因有二： 

其一，改革30年的巨大成就大大強化了中共統治的認受性。回過頭來看，20年前的六四屠城，實際根本沒有動搖中共的統治基礎。雖然六四事件對中國面對強大的國際壓力，但內部所承受政治衝擊則遠沒有外界所想像中的那麼嚴重。原因就在於當時已推行10年的經濟改革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當時的國人幾乎每人都是改善或多或少的得益者，再者六四事件實際上是學生運動，並沒有廣泛滲入社會其他階層，加上當時距離文革結束時間尚不遠，國民對政治運動的殘酷記憶猶新，比現在更害怕文革式政治鬥爭重臨。 

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加速及深化改革，更以個人威信毅然擱置「中國姓資還是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這恰恰反證了六四學運最根本的歷史意義：屠殺學生的政權的馬列毛意識形態在知識分子裡徹底破產，對普羅百姓而言，意識形態已被高高掛起，發財致富成為硬道理。這一思想心態的巨變影響至今，成為政府和民間幾乎諷刺式的「官民共謀」關係，隨著改革的成就日益顯著，這種心態形朔成目前官民都「只講經濟，不論政治」的局面。 

故我們無需諱言，目前中央政府的認受性雖然在韋伯式的三種認受性以外(傳統型、法理性和魅力領袖型)，但上述的「官民共謀」關係顯示，中央政府專注經濟發展的戰略有其強大的社會支撑和配合。 

其二，上述列舉的周年紀念中，除了後兩件(建國60周年和澳門回歸10周年)具正面政治宣傳意義的事件外，其餘各項在內地基本上已沒有深廣的社會基礎。如最敏感的六四事件，究竟有多少內地民眾知道事件的真理?在知悉六四事件的國民裹面，這麼多年的政治灌輸下，內地以外的人很難明白和接受他們對六四已形成了截然不同海外的評價。就算是抱同情學生立場的國人裹面，依我估計，認為中央政府當時萬不得已採取清場(我們稱為屠城)的行動同樣有其理據：如果不這樣做，中國豈不是大亂了嗎? 

我們可以痛斥中央政府的政治灌輸導致上述情形，但擺在我們面前的國情(或僅是我所理解的)就是如此。故我認為，在國民政治意識遠較我們估計低，以及中央嚴厲打壓之下，2009年也不會出現有組織的大規模民間政治行動，更遑論動亂。 

預測性的政論最容易被事後發展「拆招牌」，我當然不想被事後事態發展推翻了自己的分析，原因並不在於自己擔心到時被譏笑為「二流分析員」；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事態發展如果不幸與我的判斷截然相反，我憂心國人所受的苦難將遠甚於我個人亳不足惜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