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s a interview abstract of Mr Lam San Mu(Lam Hang Chi), who's the best econ-political commentator in HK and the owner of the best Chinese newspaper, the HK Economic Journal, for over 30 years, . Sorry I can't provide an English version.
在屈指可數值得看的政經評論中，林行止先生的專欄最值得推薦。(我以前寫過幾篇：http://hk.myblog.yahoo.com/our_wch/searchblog_art?p=%E6%9E%97%E8%A1%8C%E6%AD%A2&my=1)，上月林先生接受《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訪問，全文見：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131793.shtml
下面是該訪問節錄：
本文為 □ 安迪（記者） ■ 林行止
□ 張五常教授說《信報》是中國盤古開初以來的第一份有學術性的報章，三十五年前您創辦《信報》時，心中是否有一個模式，是想辦成中國的《華爾街日報》或《金融時報》？
■ 張教授說話素有語驚四座的本事，那意味當中難免會有誇張之詞。
（Kevin案：林先生下筆持平公允，最是本色。記得董橋有篇散文稱那些故作誇張異訝的感歎和大呼小叫是人人都會，但有修養的人不會宣之於眾的"放屁"。自那時起，我下筆連用感歎號都小心冀冀，生怕被有識者目為"放屁式"的誇張。）
......到今天為止，《信報財經新聞》仍然只是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裏一份尊重知識、重視思想、內容專攻經濟金融政治文化、形象正派的報紙。
......
《信報》推舉商人的社會價值，對工業家的心力識見尤其敬重，指出他們對就業和提高社群生活質素方面大有功勞，政府應該帶頭正視並加表揚，這種針對當時商人未能得到適當尊重的論調，很快便使《信報》被人劃為專替商人說話、偏幫商人利益的「生意人報紙」。不過同時間，我們的副刊內容卻被客觀認同為最具文化氣息且有水平，於是我們又有一幫來自學術文化界別、標榜只看副刊、不看財經版的讀者。
......
□ 你一直堅持文人辦報的傳統，作為一份經濟評論的報紙，不可避免地要與政界、商界發生關係，而這個又會影響報紙的經營。您是如何處理與政界和商界的關係的？
■ 文人辦報的傳統到底是怎的一回事，我說不出所以然，只知道從開始辦報至今的幾十年間，完全無意卸下文人寫作不輟的職份。
一份報紙的影響力有多深，其受地域、民風、語言的限制有多大，辦報的人，心裏沒底；相比之下，文人因為相信文字而透過文字發揮或多或少的影響力，那份執倒易使自己感覺踏實。
如你所言，長期撰寫評論，不免會有政商人士的約會，由於自己生性內向，不擅交際，所以總是盡量推辭，或由同事代表應約。出於人有見面之情的考慮，而評論時事、針砭時弊卻要有立足於客觀理性的基礎，為免人情瓜葛妨礙判斷，我與權貴一向沒甚交往；偶有迴避不了的接觸，也會提醒自己，當權在位者永遠不會把傳媒人當為朋友，而傳媒中人也不必自作多情與他們攀交論道，當中那份自我疏離的寂寞是一種強烈的感覺；不過，對於需要保持清醒冷靜的評論工作者而言，耐得住某一程度的寂寞是有必要的。
人際關係不止一端，假如先有交情的朋友當了權、上了位，下筆議論便會為力求客觀而倍感艱難，為了大家好，稍為疏遠實有必要。所以我在新聞界數十年，政商界朋友不多，即使有，那份交情也不是在他們得勢當權之時發生！
須耐寂寞以外，當年主管編務，內容取捨，感性的同氣相求是多數編者的自然傾向，我怕意識偏狹影響《信報》內容，所以曾有長時間刻意地不順個人興趣閱讀書刊，意網羅意見不同的作者，辦報於我絕非湊興湊趣，又見一端。
■ 從未間斷寫作是事實，至於說我文字背後的兩大信仰，還要稍添說明。
一是有關不干預的自由市場運作。其實大家都知道市場總有若干規範和限制，沒有絕對沒規沒矩的為所欲為；僅說信奉不干預，不夠清晰，所以比較認同港英時代夏鼎基爵士（先後當過香港的財政司及布政司）所說的「積極性不干預」，對市場的不干預須加上「積極性」，才算到位。簡單來說，就是屬於市場範圍的事，政府是有知覺有意識地克制，非必要不會過問，卻非撒手不理，只是積極地少出手，這即是說，有形之手不要過分干預無形之手的運作。
關於對我在政治上的說法，我有補充和反問─ 政治是眾人之事，而理想的政治，往往是以謀求最大共識為取向、以最多人的利益為依皈，由此看來，獨立意志與政治拉不上什麼直接的關係，只有伸延到政治言論的立場時，才有獨立意志的講究。在我來說，維護獨立人格、尊重個人意願、支持自由選擇，全是做人的根本，沒有的話，做人的價值便含糊了。這樣的價值觀到底算不算是政治傾向？中國早有「立己立人」的思想，我是更重「立己」而已，那又算不算是個人主義？
對於那些出於自願，為求成全「大我」而犧牲「小我」的人，我會肅然起敬；可是一個為求「大我」而罔顧「小我」意願的政治制度或生活環境，便會令我不寒而慄！藉口「大我」，不守護獨立人格，不尊重個人意願，不理會自由選擇，那麼做人還分什麼你、我、他，還有什麼做人的趣味和意義？我不會改宗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裏的「大我」影子掩蓋「小我」；而我向來堅信，人是先要有「小我」的獨立人格，其顧及「大我」的社會人格才會健全、提升，否則便只是渾噩茍活的行屍走肉或盡受他人驅使的人間傀儡。(這段文字的內地版被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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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蘋果日報12月7日劉紹銘先生的"讀後感"摘錄：
讀罷安的〈林行止談《信報》三十五年〉，隨手傳了字條給林行止，說他辛勤了三十多年，也該享受一下人生了。傳真發出不到半小時，即接回件，問：「不繼續讀書寫稿，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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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日常見報的文章，多跟他的專業有關。如果文字內容不太「政經」（亦是「正經」），那可能是人在路上或行前早有定稿的「淺讀輕談」。不過唸經濟出身的人感性和觀察力總跟好吟風月的書生不同。我輩聽屁響，只知其臭，再無雜念。但林行止別有用心，他引經據典，居然洋洋灑灑的寫了數萬言的「屁學」，使我們捧腹之餘，更認識到牲畜的「臭屁」不但與環境生態有關，更有能源價值！
(Kevin 案：這又算不算eccentric?哈哈，參見：http://hk.myblog.yahoo.com/our_wch/article?mid=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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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則是徐詠璇11月29日在信報提及曹仁超如何評論林行止：
論「性格決定命運」，他解釋為何自己當年身家比林行止豐厚，林行止卻成了他的老闆—理由是缺乏character、substance、integrity的領袖性格，只有charisma（魅力）。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曹仁超哭不成聲，甚至失去分寸，林行止卻堅毅不屈，在七三、七四年《信報》財政最困難的時刻，仍然捱下去。「大老闆處理日常事務可能非常心急，但到了死人塌樓的時候，他們都氣定神閒的坐在辦公室『戇居居』，深明急躁並不能解決問題，這就是大將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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