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價值政治」和「生活方式」政治 Politics of Value and Way of Life

我很認同張炳良這篇文章的分析，尤其是講到「價值政治」和「生活方式」政治最後幾節。這讓我想起我我以前反思「基本法規定的五十年不變包括生活方式不變」時寫的這段話：

「但可悲的是現在香港卻是個為了讓人方便工作，提升工作效率，促進生產力，而不是讓人舒服享受優質生活的城市。基本法還說我們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呢，當然我們完全可以狹意地理解，但廣義說來，這是個關乎一國兩制的政治問題。古人最高政治理想不就是要移風易俗麼。所謂風和俗，其實就是生活方式。」

「我曾在網誌寫：我們為生活而工作，這很正常，但絕不應為了工作而生存（http://hk.myblog.yahoo.com/our_wch/article?new=1&mid=3153）。薇依(Simone Weil)說勞役是我們無法避免的重負，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如是，而革命(而非宗教)投射給人一個可以免除勞役的烏托邦，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精神鴉片。」（見：http://hk.myblog.yahoo.com/our_wch/article?mid=5821）

「80 後」與民主運動

近期媒體評論紛紛把泛民激進化、元旦日中聯辦門前爭普選抗議集會出現肢體衝突、及持續的反高鐵行動，歸結為所謂「80 後」冒起現象，並以此作為「新民主運動」、「新社會運動」的起點。有關「80 後」青年一代的問題，留待社會學家們去研究，不在本文範疇。不過，應指出的是，每一個世代都產生其理想追求者、及其行動派，這是常態，不用感到什麼震驚。 民主運動到達臨界點 其實2003 年「七一」大遊行後，媒體也曾一度聚焦一些青年/學生新興組合（包括「七一人民批」、Roundtable、「三十會」等），只不過，似乎媒體的社會研究興趣往往是短暫的，目前的潮流是「80後」社會活躍分子，正如早前是「?模」（追求快速上位？）、再早前是「隱蔽青年」（不思振作？）一樣。要全面認真地了解「80 後」、「90 後」等新一代的行為與思想，須作整體的社會分析，不應只看一時的頭條。目前的「80 後」討論，既反映一個社會現象，也同時是一個媒體政治的論述。 話說回來，當下的社會政治生態的確在呈現實質變化，縱使不應簡約為「80 後」因素，但世代更替及時代變遷，實乃其中重要變數，構成現時人們看到關於政改爭論和管治困局的種種表象。無論是民主運動或政府施政，都須面臨轉型和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的挑戰。 我不贊成部分泛民團體「5 區請辭、變相公投」的行動，但他們問對了一個問題： 「過去民主運動什麼手法都用過了——示威、遊行、請願甚至絕食，但是現時看來都不能帶來爭普選方面的突破，因此要嘗試用新策略、新方式去動員、感召民眾，請辭公投就是一個變招嘛！反對請辭的人，你們有什麼更好的做法呢？」 補選縱成功重返議會可怎樣？ 其實，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主運動的種種抗爭行動不是沒有實效，否則就沒有今天泛民三分天下之局、並佔議會「關鍵少數」，可否決任何政改方案了。可是，民主運動的確已到達一個臨界點，當中最大變數是泛民既為議會關鍵少數派，就不能再像港英年代般高調批判反對政府的「有限」改革，但因無否決權而讓改革仍可漸進式推行，致客觀上產生互動前進之效。 今天，唯有泛民（或部分泛民）願意「背書」政府方案或某種互諒互讓下的妥協方案，否則就寸步難進，只有原地踏步。中央的2017/20 年雙普選時間表亮了綠燈，但是仍得由香港內部不同派別（泛民、建制派、工商界）達至大多數共識，共同走過政改的馬路，不然，綠燈是白亮了！因此，如何走好體制內改革的議會道路、如何掌握新形勢下談判妥協的藝術與政治能量，乃傳統民主運動領導者須作充分準備者，否則只會出現焦躁、猶豫、無奈，甚至失望，把一個有可塑性的時刻悲情地視為最後一戰的關頭。 的確，30 年的傳統抗爭模式，已產生一定的政治疲倦，所以激進派說要變招，年輕一代（少壯派）說「上一代已技窮，就讓我們這一代幹些更轟烈的事吧！」可是，請辭派仍回答不了的問題是：補選縱是成功，重返議會面對不變的政改格局，又可怎樣？還是再一次地去否決？香港邁向普選之路上，可以承受多少次的否決呢？持續的否決、悲情、對決，會否只會導致更大的政治疲倦，使民眾難以對泛民產生希望？希望與絕望，往往是一念之差。 無論是否普選、何時實行，政治生態卻在靜默起革命。不單是香港，在世界不少地方，傳統的「選舉政治」與「福利政治」（亦即香港在八九十年代盛行的民主民生政治）正在讓位予新形態的「價值政治」和「生活方式」政治。在國際層面上，講的是管治的價值（問責、透明、公開、公平）、市場的道德（特別金融海嘯之後）、氣候變化與地球可持續發展（哥本哈根會議的吸引力）、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之爭；在本港，綠色議題、文化行動、公共空間、反對官商勾結、文明公義等此起彼落，亦漸次左右公共論述，成為小眾社會行動的基礎（不一定再是八九十年代的有組織性聯盟的社會運動）。因此，所謂「80 後」激進分子才會說「政黨抽水」、「我們要做到的，跟泛民政黨無關」。 政黨與新興「價值政治」脫節 現在，不單是政府決策者與官員們追不上形勢，各大政黨何嘗不是，還停留在八九十年代的操作方式和期望管理，與新興的「價值政治」脫節。各地政府要做的，已不是傳統的「派錢」「搞活動」「開計劃」，而是把政府的機器與思維模式「21世紀化」、「創新化」。單說促進經濟、搞好民生已不能滿足新時代的政治、人們更追求一個理念型之政府（因而缺乏行政經驗的奧巴馬能憑「Change we can」而當選總統）；當然，光講價值、做不到實事也是徒然，這是台灣馬英九總統的慘痛經驗。 香港現處的管治困局，是《基本法》下我們繼承了一個20 世紀民主轉型的前期體制，故每天仍在爭論普選，以為選舉民主就是「歷史的終結」，但是政治生態已在不知不覺之間向21 世紀後現代、後議會民主過渡，管治的期望與定義也在不斷改寫當中，卻不為正規政治體制所反映——不論是「行政吸納」、「諮詢政治」、「政黨政治」，其實都處於「老革命遇上新問題」之困境。要去改革的何止選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