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浪漫派》：現代人的處境

昨晚重看卡爾·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的再版前言，有感香港乃至現代政治大氣候，以及現代人無助的處境。現把其中一段摘引如下，與各位分享：

只有在個人主義而導致解體的社會裡，審美創造的主體才能把精神中心轉移到自己身上，只有在市民階級的世界裡，個人才會變得在精神領域孤獨無助，使個人成為自己的參照點，讓自己承擔全部重負，而在過去，重負是按等級分配給社會秩序中職能不同的人。在這個社會裡，個人得成為自己的教士。不僅如此，由於虔敬(Religiosen)的核心意義和持久性，個人還得做自己的詩人、自己的哲學家、自己的君王、自己的人格大教堂的首席建築師。浪漫派和浪漫現象的終極根源，在於私人教士制之中(im privaten Priestertum)。如果我們從這些方面來考慮，就不應只盯著心地善良的牧歌派。相反，我們必須看看浪漫運動背後的絕望----不管這絕望是在一個灑滿月光的甜蜜夜晚為了上帝和世界而變成抒情的狂喜，還是因塵世的疲憊和世紀病而歎息，悲觀地撕裂自我，抑或瘋狂地鑽進本能和生命的深淵。我們必須看看以其怪異的面孔刺穿色彩斑斕的幕布的三個人：拜倫、波德萊爾和尼采。他們是這種私人教士制中的三位大祭司，也是其三個犧牲品。

摘自《政治的浪漫派》，德國卡爾·施米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P17-18